文章之士，劲直之臣---三山人物志名臣传之林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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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西郊原厝村，甘洪路路边，福建工贸学校校门旁，有一块石碑，为林文直公神道碑。三十多年来，我无数次往返于福州与闽侯之间，无数次与它擦肩而过，可就是没有停下车子认真研究，直到我人近中年，对福州文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突发雅兴，到西郊寻找张经墓的时侯，才很偶然地发现了古碑中所掩藏的秘密。我相信这块古碑中所掩藏的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两个赫赫有名的近代人物，不要说是绝大多数的福州人，就是福建工贸学校的师生都未必知道。
古碑全称为《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予谥文直闽县林公神道碑》，撰文者为江西人陈三立。陈三立（1859-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为近代诗文名家，同光体赣派代表人物，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
林文直公即清未福州籍名臣林绍年。林绍年（1849-1916年），字赞如、赞虞，号健斋，晚号榆园，别署也晚，室名福雅堂，谥文直，福建闽县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入翰林，历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国史馆协修、顺天乡试同考官、功臣馆纂修，功臣馆总纂，国史馆纂修。
光绪十四年（1888年），林绍年在社科院、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中央部委机关沉籍下僚十四年后，改任御史。恰在此时，慈禧为了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挪用巨额海军军费大兴土木，重修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园时同时被毁的清漪园(即后世之颐和园)。为避免世人不满非议，欲盖弥彰地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未动司农正款按现在话讲就是没有增加财政部的预算开支。慈禧一方面强调修颐和园没有动用司农正款，无伤国计，可又以海军建设急需经费为理由，要各省督抚一次性缴纳260万两白银，各省官绅也竞相利用海军名义输款，作为进阶或捐官的途径，所得款项最后还是没有用在海防上，还是变成了颐和园的亭台楼阁。《清史稿》上的说法是“时议修颐和园，先是疆吏筹设海军经费，输存北洋，及园工兴，阴移其费以助工，号为“进献”。当时，林绍年在御史的任上位子还未坐热，即冒死上疏力谏：“生民疲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督抚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请即下诏停输，还所进奉。” 当时，还有两个直肠子的福州人上书进谏，一是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林启，一是广东学政、状元王仁堪，都是清未福州籍的名臣。
林绍年大胆直言，结果是“得旨严饬”，就是被通报批评，严重警告。正好这时林绍年家里老人故去，搞不懂是被打击报复，还是林绍年自己请辞，总之令慈禧太后生厌、心直口快、不懂明哲保身的小小御史按封建官场规定归家丁忧守孝了。
力谏慈禧修颐和园的事情过后，福州人林绍年以正直敢言闻名仕林。
守孝期满，林绍年补山西道监察御史，到山西当纪检书记。可能是离京城还算近，还是担任言官，还是经常上一些惹太后生厌的折子，最后干脆又给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云南昭通府当知府了。《林文直公神道碑铭》开篇即言：“光绪中，有御史一人疏请罢营颐和园，事连疆吏纳巨金助工，忤皇太后被严饬，后复言事，益切直，屡指斥阉官及权贵人，侧目者众，遂外授云南昭通府知府。”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下游，与四川、贵州接壤，属苗、彝、回等23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现在到云南当厅级干部，飞机来飞机去的，纯粹当作去挂职锻练、公款旅游了，可在当时，林绍年从京城一路给贬到边瘠难治的云南昭通当市长，算是给贬到底，就差没被驱逐出国境了。山迢迢，水迢迢，几千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舟车劳顿、风餐露宿，野兽土匪，蛮荒瘴疬，多少贬官没到任就死在路上了。更别说是昭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风强悍，造反杀官的事情司空见惯。
昭通当时有一土目禄尔泰，非常残暴，因一点小事情就乱杀人，被杀的家属还不敢告状。昭通土目是在明、清（顺治、康熙时）土司制度时期未入流的（无品级）武职土司。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改土设流之后，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公1949年）这222年之间，昭通境内仍有“土目”存在。所谓“土目”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称霸一方的土皇帝。
林绍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把这个没人敢惹的涉黑犯罪团伙头目禄尔泰给镇压了，地方上的大鬼小鬼因此都老实了。史书上的说法是“俄，授云南昭通府知府。边瘠难治，土目禄尔泰横暴，睚眦杀人，莫敢诉，猝捕戮之，众慑而定。”。林绍年在昭通知府任上一年，弹劾罢免文官武吏不称职的五人，因政绩突出，调摄云南府。 “郡中空巷出饯，父老伏地至流涕弗起”。云南府就是今天的昆明。现如今省会城市的地方官多享受副省级待遇，比一般城市的书记、市长高半级。在古代，云南府与昭通府相比应该算是提了。可林绍年都从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城给贬到当时老少边穷的云南府了，耿直的性子还是改不了，刚到任又和顶头上司总督崧蕃顶牛。云南府下辖的安宁州这个地方，发生了抢劫杀人的大案，性质还比较恶劣，不但劫财，还杀人弃尸，云贵总督崧蕃大怒，责令地方官限期破案。地方官为保花翎顶戴，胡乱抓了无辜平民二十几人顶罪。林绍年复查此案，怀疑其中有冤情，直接跑到总督府与总督争辩起来。后来抓到真凶，证明了林绍年的判断，救了二十几个人的性命。古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林绍年一下子救了无辜平民二十多人，是一场多么大的功德。可林绍年一个昆明市长敢与云南省长顶牛，可不是自找不痛快，何况清朝的云贵总督，总督云南，贵州两地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民政务，可比现在的云南省长大太多了。
好在崧蕃虽然和慈禧一样都是满人，却有容人之量，不但不以为忤，给林绍年穿小鞋，反而给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子，大约说了些林绍年这同志有原则，有个性，有能力，有担当，我喜欢，希望组织上予以重用之类的话。总之，林绍年不因与上司廷争之事挨整，反而因为崧蕃的举荐，在清末官场上青云直上，即升迤南道台，还没有到任，光绪二十五年，又升任贵州按察史、二十七年任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八年，做了一年多的山西布政史，随即又调回大西北，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护理，即以云南巡抚职主持云贵总督工作）、贵州巡抚（署理，即官员出缺或离任，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广西巡抚。
光绪三十年（ 1904年2月19日），时任云南巡抚的林绍年和署理云贵总督的丁振铎，联电奏请变法，说中国面临极其危险之局面，非立宪不足以救亡，“惟有急宣上谕，誓改前非”，迅告各国，“一切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绍年在大西北宦海沉浮十余年后（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调回北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即清初之户部，后世之财政部）。此时的林绍年达到到宦海生涯的最高峰，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一名福州籍的军机大臣。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在东三省改革官制，设总督一名，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各一名。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被委为东三省的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分别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这个段芝贵，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因其父和袁世凯旧交，得以在袁手下当差，逢迎有术，遂被袁加以青眼，认袁为义父，连升三级，由道员而被赏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
时任军机大臣的林绍年可不管当时袁世凯权势正盛，谏言段芝贵望轻，不称封疆大吏大任。这时，御史赵启霖上了一道弹劾的折子，指责段芝贵“人本猥贱”，“无功可纪、无才可录”，专事逢迎权贵，“可谓无廉耻”，还弹劾庆亲王奕劻、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父子，说奕劻父子位高权重，“唯知广受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牵涉出轰动朝野的杨翠喜案。
杨翠喜案是清末民初一桩奇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派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等出关考察东北改行省制，路过天津，由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伺候。一次载振在天津大观园戏园看戏，见天津女伶杨翠喜，惊艳之。段芝贵投其所好，除了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筹措得十万金送给庆亲王作寿礼外，还以一万二千金为杨翠喜脱籍，并献到载振的府上为妾。载振抱得美人归，自然投桃报李，即面请其父，夸段政绩卓著，心细才长，请破格使用。其父奕劻奏请慈禧即发上谕：“钦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贵恩赐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着即前往任事。”。
赵启霖参奏的折子上去，慈禧大怒，先将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职务撤了，接着就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赴津彻查。奕劻和袁世凯使了个釜底抽薪之计，让天津巨商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声称是他花三千五百元买下的使女。最后此案以“查无实据”结案，赵启霖则反因“奏劾不实，污蔑亲贵重臣名节”的罪名被革职查办，一时舆论哗然。最后，清廷不得不撤掉段芝贵职位，永不录用，载振亦请辞农工商部尚书谢罪。
正直敢言的林绍年替同样正直敢言赵启霖打抱不平，辩解说御史的职责就是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说白了就是可以听风就是雨，因此，赵启霖无罪，争之不得，称病退出军机，光绪三十三年，再次出京任河南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为仓场侍郎，宣统元年，徙民政部侍郎，宣统二年，充经筵讲官，署理学部侍郎，改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起义，溥仪退位，林绍年走居天津。民国五年（1916年）卒于故里，谥文直，葬于福州西郊文山里捷报山。林绍年工诗善书，著有《林文直公奏稿》。
林绍年在知府、道台、巡抚、总督地方官任上当一把手时无论职务高低、任职时间长短均是政绩斐然。如林绍年署理贵州巡抚，主黔政仅一年零二个月即移抚广西(光绪三十年(1904)旧历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旧历元月)，期间就做了选派留学生、办蚕桑学堂、平定印江县团首吕嘉礼、杨鑫协众作乱案、设丰泰矿务公司，着手开发铅、铁各矿；裁减绿营兵员，创办将弁速成学堂；设高等学堂预科、师范练习所；妥善处理教案等多件大事，政绩斐然，政声极佳。1916年林绍年逝世，贵州名贤耆宿仍然记得当年林绍年遗爱黔疆的好处，联名写了“遗爱在西南，富水贵山思节钺；大猷垂竹帛，房谋杜断惜丝纶”的挽联，以表“富水贵山”思念之至情。此时距林绍年主政贵州已有十一年，清朝变成了民国，林绍年手中也无督抚的节铖大权了，民心如此，这才真的称得上“政声人去后”，可比现如今在台上时大家都说领导好，离任时大家都骂领导坏的某些官员强太多了。林绍年宦海生涯的前后期，在中央权力中枢任职，因掣肘太多，反而少有建树。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八之列传二百二十五阎敬铭、张之万、鹿传霖、林绍年四人合传论曰：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光、宣之际，政既失驭，权乃益纷，虽当国无以为治焉。敬铭质朴，之万练达，传霖廉约，绍年劲直，其任封疆、治军旅多有绩，而立朝不复有所建树。
林绍年在福州的故居原在衣锦坊酒库弄。原先，沿着浓阴匝地的古榕树旁的双抛桥南行，就进入衣锦坊的雅道巷。顺雅道巷约行百米有一条东西向的酒库弄，故居即在酒库弄与雅道巷之间。林绍年室名福雅堂，是否有福州雅道巷的故园之思，未经考证，不得妄言。酒库弄、雅道巷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整体拆迁，酒库弄现为福州电业局通湖110KV变电站，弄不存，名也不存，雅道巷仅存巷名，故址为衣锦华庭一期用地。以至于2009年5月的一天，我骑着破电动车穿行于雅道巷中，寻找林绍年在福州的遗存时，近在咫尺的三坊社区的干部、衣锦华庭的保安，竟无人知酒库弄之所在，无人识林绍年之名讳，只知道同样是凤池林氏的林觉民和二梅书屋的林星章了。
林绍年故居现已不存片瓦，令人扼腕，林绍年的事迹也渐至堙没，令人唏嘘。林绍年的墓因在单位围墙之内、荆莽之中，缈不可寻，唯余神道碑一座默默立于甘洪路边近百年。我无太史公之如椽史笔，勉为之传，希望能够引起有司重视，妥善保护好一代直臣在福州的最后一点遗存。

林霜木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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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辉

凤池林氏应当有所反应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