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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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张君明

东渡简史

　　
　　福清人东渡日本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贸易。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福清冯淑等340人泛海通番”，(明：董应举《崇相集》第二册《谩言》)在海上遇风，被朝鲜李岖王朝连人带货一并解往辽东。“咨称闽人向无汛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明：茅瑞徵《皇明皇胥》卷一《朝鲜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流到朝鲜的就有1000多人(清道光《福建通志》、《通纪九明二》)，其中也不乏福清人。
　　因倭寇(中国人对14至16世纪经常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的简称。)侵扰而流落海外的福清人也不少。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福清人俞体仪和俞添祖的儿子均是被倭寇掳掠出去的。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倭寇仍在福清新厝一带掳掠人口。被掳掠到外洋为奴，或是逃往海外谋生的福清人也成为华侨。
　　从明朝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福建沿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要求扩大市场，加强海外贸易，积极贩货到海外。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日本)语者也，为之通事”(王在晋：《越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由长乐起航，前往日本贸易。此后因经商而滞留、移居日本的福清人渐多。当时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1609年东渡到鹿儿岛，在当地娶妻生子，1619年全家移居长崎。另一福清人何高材(字毓楚)，也是海商船主，1628年移居长崎，1671年逝世，葬于长崎。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魏之琰，从事安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年)，魏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
　　由于日本也是崇奉佛教的国家，当时也有不少福清人是因弘扬佛法而移居日本的。渔溪黄檗寺隐元禅师及其他东渡弘法的僧众，是明末清初旅日福清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请他到日本传教弘法。经幕府许可后，逸然在1652年至1653年，或馈书赠币，或派弟子古石、自恕到福清，前后4次邀请隐元去日本。隐元为逸然诚意所感动，加上弟子也嫩应邀前往日本长崎崇福寺不幸在海上遇难，遂坚定了迎难而上的决心，把万福寺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于1654年6月3日辞别寺院僧众，以63岁高龄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等僧俗38人(其中僧人30个)，经厦门东渡日本。当时随隐元赴日的弟子名僧中，有即非如一、道本寂传等福清人。隐元的成功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氏是日本人，其父郑芝龙是旅日华侨。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时，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前往日本。隐元赴日，就是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国姓爷”军船东渡的。隐元7月5日抵达长崎进兴福寺，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隐元的东渡，使沉寂多年的日本佛教界为之一振，许多名僧相继归其门下。1660年，隐元禅师回归故里再带僧俗50人东渡日本。其后，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弟子赴日者络绎不绝，总共有140多人。由隐元开创的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派系。据日本学者宫田安的调查统计，至20世纪90年代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碑者计277人，碑上刻有死者的姓名、原籍、身份、去世日期等。属闽籍者225人，其中福清籍96人。(\市川信受《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研究》第二辑)
　　清初，中国沿海一带人民支援郑成功抗清，清朝政府遂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逼迫福建沿海居民迁入离海岸30—50里的内地。造成田地抛荒，家园废弃。一部分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不愿降清的人便偷渡出洋。1661年福清人王一等冒死搭上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到海外避难。
　　福清人大批赴日在19世纪末期，1870年长崎的华侨有462人，其中福清籍的200多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航运事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华侨的出入境。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援引下，纷纷前往日本寻求出路，并形成了高潮。据1964年11月对旅日华侨普查统计：高山、东瀚、三山、港头、龙田等5个乡镇，共登记旅日福清华侨431户，总数约2300余人。其中1937年以前赴日的318户，1945年前赴日的17户，1949年前赴日的9户，1950年后赴日的14户，在日本出生的73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通信联络的183户，分布在日本的东京、神户、横滨、长崎等59个县市。1988年福建师大历史系对福清市高山镇和东瀚乡等地151名旅日归侨的抽样调查，也表明60%左右旅日华侨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往日本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华侨纷纷回国，仅福清高山镇薛港村就有27户旅日华侨返回故里。
　　20世纪80年代后期，福清出现出国热，赴日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世纪末，达到数万人次。
　　

与家乡交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历尽艰辛前往日本。绝大多数是在异常艰难之中创业。有的节衣缩食，用极为微薄的资本经营一些小生意；有的身无分文，只能到处打短工；有的仅凭手艺谋生。据1987年8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对高山地区(包括高山、三山、东瀚、沙埔四个镇)200户200名旅日华侨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当中，贩布的104人，占52%；开饭店、菜馆、餐馆、切面店与当厨师、从事料理业的38人(其中厨师3人)，占19%；开布店的19人，占9.5%；开服装店的6人，占3%；理发的3人，占1.5%；小摊贩(包括开杂货店、京果店、小当铺等)8人，占4%；学生与种田的3人，占1.5%；打工的11人，占5.5%；职业不详的8人，占4%。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贩布是旅日华侨第一大职业。
　　从事贩布业是相当艰苦的，他们多是借助乡亲的扶持，以微薄的本钱，到布匹批发店去买或赊来布匹，放在篓里，背在肩上，走街串巷，或到偏僻的乡村，沿途叫卖。起初由于语言不通，贩卖困难，所得利润微薄，有时分文未赚，连住旅店的钱都无法支付，处境十分艰难。许多人稍有积蓄，便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许多旅日福清华侨经过数年努力，积累了一部分钱，就回国娶妻、盖房子、修祖坟。经营比较顺利有较多节余的，就转向料理业，或摆摊设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从事料理业和开办小商店的越来越多，成为二战之前融侨职业的第二大主流。
　　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的父亲林斯灿是1930年赴日本的，五年后的1935年，林同春的叔父带着他和母亲赴日本，当时同行的福清市东瀚村人共约十四、五人。他们步行了一天，到了福清市的一个小码头，从这里上了帆船，到福州市马尾港乘轮船到日本长崎。
　　当时村里人的想法是：到国外干活挣钱，挣足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没人想长久居住在别国的土地上。村里人都是以亲带亲去国外。林同春的伯父早些年去日本，挣够了盖房娶媳妇的钱也就返回了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日华侨的处境极为困难。因担心日本政府的迫害，许多人回到了祖国；没有回国的华侨，由于战争的破坏，财产亦遭受严重损失。但他们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1884年鸦片战争以后，旅日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建立公所、会馆。在神户的闽籍华侨，先是组建帮公所，后于1870年成立八闽公会，不久改为福建商会议所。“福州帮”于1899年成立三山公所。大阪的福州籍华侨于1906年成立福邑公所(不久解散)。
　　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通令全国及海外华侨荟集之处成立商务总会。于是1907年，长崎、横滨华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1908年，神户、大阪华侨也成立中华商务总会。商务理事由各“帮”选出的代表充任，会长和副会长采取轮流制。商会职能除了讨论、处理有关贸易事项和维持商业秩序外，还代表全体华侨对外交涉，兴办学校和医院等公共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崎的福济寺、崇福寺和神户、大阪、横滨的中华会馆均遭破坏，其他各地的商会、会馆和公所也多难幸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地位虽然得到改善，但由于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中日之间尚未缔结和约，华侨与家乡的联系被人为地隔断，仍然无法得到祖国的关怀和帮助，只有依靠自己的联谊与团结互助，尽力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
　　旅日华侨社团中，最有创造力、且影响深远的当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该会成立于1961年8月5日，全称是“旅日全国福建同乡代表有志者恳亲会”。是由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神户福建同乡会会长、祖籍福清的侨领林同春倡建的。该会的活动方式是每年轮流由一个地方的同乡会主办一次大会，提出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及其他事宜。为此，每年都要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委会设委员长一名，委员若干名，负责组织筹备这一回恳亲会的各项工作。筹备会下设事务局，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委员长和事务局长，由主办这一回恳亲会所在地的福建籍华侨中名流或有威望的人士担任。
　　该会自成立以来，每年活动一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1961年9月15～17日在东京都东山区高台寺举行的第一回恳亲会，就婚姻、归国探亲、青年交流、就业、普渡法、教育、团结、亲睦、同乡名册印刷等九项内容进行讨论研究，作出决议。在以后的活动中，恳亲会邀请回国观光的华侨代表作参观祖国的报告。
　　7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恳亲会活动的内容不断扩展。1984年在福州市举行第二十四回恳亲会后，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故乡举行一次恳亲活动。1996年11月10～13日，第三十六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在福清市举行。参加这次恳亲会的322位旅日福建乡亲中，95%是福清籍华侨，且以二三代的华裔男女青年居多，恳亲会通过观光活动，与家乡人民进行交流，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呈现了福清华侨团结奋进爱国爱乡精神世代相传的动人情景。
　　1988年10月，新加坡福清会馆庆典活动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福清华侨华人代表一致决定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9年9月第一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来自日本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当选联谊会副主席。2000年2月，第三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家乡福清隆重召开，林同春当选常务副主席，来自日本的林其根、林康治、王建铭、刘友荣、林文明、石雅之当选副主席。联谊会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交流。
　　

资助家乡各项事业

　　
　　福清籍海外华侨虽然身居异国，但他们情怀故土，对祖国家乡始终怀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家乡各项事业，为福清家乡的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清乾隆版《福清县志》记载：“落花生、清康熙初年，僧隐元往扶桑(日本)觅种寄回。”由此可知，福清的花生是隐元禅师从日本引进的，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1654年，隐元应日本佛教界之邀，飘洋过海宣讲佛门教义。他在弘法之余，不辞劳苦考察当地农业，发现花生这一佳果，不禁喜出望外。他认为福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日本有许多相同之处，能够适应花生的生长，因此千里迢迢觅种寄回家乡，从而繁衍流传至今。隐元作为一名早期华侨，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也为家乡引进良种作出了贡献。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总会设在东京，领导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当时不少福清籍华侨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基层组织的骨干。19世纪末到日本长崎谋生的高山镇薛港村华侨薛永龙，从现存资料看，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福清人。1909年东渡日本侨居仙台的福清市东瀚村林孝楼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仙台联络员，后来还担任同盟会仙台支部负责人。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林孝楼献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笔现款，资助滞留在日本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增强起义的领导力量。同时还发动华侨筹款捐资，寄回祖国，充当革命军军饷。后来林孝楼因为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活动，在日本遭到通缉，于1936年放弃几十年积攒的家产，带着一家人回到中国。
　　1972年，离开家乡37年的林同春到中国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后回家乡东瀚村探亲访友，他见到家乡人吃水很困难，就捐资为乡亲们打10口水井。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海外华侨与福清家乡的交流逐步密切。侨居日本大阪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林圣福、刘友荣、石雅之等福清籍华侨纷纷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慷慨捐资支持家乡的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
　　1984年4月，林同春再度回到家乡东瀚村，与当地政府商量新建东瀚小学校舍的问题，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当地政府批拨了27亩地作为新校舍用地，新校舍于1984年秋天动建，1985年9月竣工，教学大楼由六座三层和四层的大楼连成一体，建筑面积有3700多平方米，可容纳学生1200多名。这所学校命名为东瀚中心小学。20年过去了，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考上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今天我们来到学校，在校的小学生仍然知道这是林同春爷爷捐建的学校。接待我们的校长深情地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林同春先生建了这所学校，为家乡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场所。今天，我们家乡人民富起来了，我们始终惦记着林同春先生的德行。我们最大的心愿是林同春先生能回家乡看一看，为学生做报告，讲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情怀。给我们提供精神上的力量。”
　　1987年10月，林同春和家人又回到家乡，独资修建东瀚中学，同时捐资设立教育基金。同年，原籍福清市三山镇的王建铭先生捐资为三山中学兴建教学楼、宿舍楼等。1992年刘友荣先生捐资为高山中学兴建教师宿舍楼等。林圣福先生捐资给西江老人会等。
　　1984年，以林同春为委员长的第二十四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中国福州市举行，大会将获得的捐款近3000万日元作为育英基金，用于奖励福清市两个华侨农场归国华侨子女中的优秀学生。
　　海外华侨捐资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广泛赞誉，同时也密切了华侨与家乡人民的关系。
　　总结侨居日本(阪神)的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赡家养口、帮助亲属。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福清农村，当地的农业经济无法养活当地居民。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异国他邦谋生。当时在中国农村是大家族共同生活，祖父母带着儿子、孙子们一家10几口人生活在一起。在外谋生的华侨略有积蓄，就寄(携)款回家赡养家眷，买地盖房，帮助兄弟“择姻娶妇”、“分惠银两”、有的人还帮助亲人经营事业。
　　2、资助家乡各项事业。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20世纪80年代旅日华侨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3、扩大人员来往交流。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探亲访友，资助公益事业等，当时在福清侨乡“华侨”是家乡人民学习的榜样。“华侨”也为家乡人民带来了出国的“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福清掀起的出国热中，以出国日本的居多。福清人以“留学”、“商务考察”、“婚姻移民”等形式来到日本。他们的特点是大部分在日本艰苦奋斗打工赚钱，他们只是短期居留，有的居留三、四年，多的达到七、八年，赚到钱后就回到家乡福清或购建房产、或办厂开店兴业，对福清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21世纪初，随着福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福清人赴日本的目的发生变化。大部分赴日本的是刚成年的年青人，他们的目的是到日本学习语言，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在中国的家庭提供。
　　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频繁来往和文化交流、经济关系的密切，华侨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和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来源: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